绘画与音乐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构造 VI》，布面油画，195×300cm，1913年

19世纪后期，受到摄影术的冲击，西方绘画摹写自然的传统受到挑战。而音乐给这一时期的西方绘画带来了关于色彩与形式的启迪，引领其走向了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的道路。今天，时尚芭莎艺术试图透过几位当时著名艺术家的作品，来回顾这一时期绘画与音乐的美妙结合。

当绘画遇上音乐

所有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。

——瓦尔特·佩特

汉斯·梅姆林《纳吉拉的圣玛丽亚祭坛画》，嵌板油画，165×230cm，1487-1490年

绘画与音乐的联系大约贯穿了人类文明。远在原始部落的祭祀仪式里，绘在洞窟石壁上的岩画便呼应着神秘的歌舞，成为人类文明最早关于艺术的记忆。

在绘画与音乐稍后的相遇里，音乐具象成乐器，成为绘画的忠实题材。贯穿不同的风格，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绘画里的天使；到立体主义时期弹着曼陀林的少女，音乐化作乐器，成为视觉画面里关于听觉的通感。气氛在人物与乐器的互动中被渲染。画面内，音乐是背景，也是情绪的寄托。

卡拉瓦乔《鲁特琴演奏者》，布面油画，94×119cm，1596年

19世纪，音乐在所有艺术门类里确立了优先地位。相比于其它艺术门类，音乐是观念性的，其天然地将形式与内容紧密结合，声音兼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与信息传递的结果。在音乐产生的刹那，其客观上便消失了，主观的表现力在其中被放大。另一方面，音乐又是结构性的，与数理紧密地结合着，表现出某种精确而和谐的美。

安东尼·华托《梅泽汀》(Mezzetin)，布面油画，55.2×43.2cm，1717-1719年

反观绘画，伴随19世纪初摄影术的发明，物象在相机内被无差别地记录，西方绘画摹写自然的艺术传统似乎失去了意义。为了捍卫自身的独立性，西方绘画迫切需要寻找到新的艺术方向。

但丁·加百利《维罗尼卡·维罗尼斯》(Veronica veronese)，布面油画，109×89cm，1872年

巴勃罗·毕加索《老的盲吉他手》，布面油画，121.3×82.5cm，1903年

这一时期，西方绘画试图从陌生地域的文化和其它艺术形式中寻求突破。日本浮世绘对这一时期西方绘画平面化发展的影响已被普遍强调，此外，音乐作为可资旁鉴的艺术体裁，也曾给予了其方向性的启迪。在表现性与结构性两个方面，音乐引领这一时期的西方绘画走上了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的道路。

巴勃罗·毕加索《弹曼陀林的少女》，布面油画，100.3×73.6cm，1910年

德拉克洛瓦：融化的形体 

绘画所激起的非常特殊的感情，是任何其它艺术所不能激起的。这种效果是由一定的色彩安排，明和暗的转换，也就是说，是由可以称之为画的音乐所创造出来的。

 ——德拉克洛瓦

德拉克洛瓦《但丁的帆船》，布面油画，189×241.5cm，1822年

在绘画体系内部，关于色彩与素描的争论跨越17世纪的鲁本斯与普桑，来到德拉克洛瓦与安格尔的面前。安格尔画面中的人物常有着雕塑般的质感，于他而言，素描是绘画的核心，而色彩仅起着装饰绘画的辅助作用。而德拉克洛瓦则用浓烈得近乎粗粝的色彩，抒泻着画面的情绪，展现着光与影的律动。

安格尔《荷马的礼赞》，布面油画，386×515cm，1827年

德拉克洛瓦《自由引导人民》，布面油画，260×325cm，1830年

无法否认色彩或素描任何一方对于绘画的重要作用，但在后世的视野中，对于素描的强调似乎难以将绘画带出摹仿自然的窠臼，而色彩在音乐的启迪下却牵引着绘画取得了新的发展。

安格尔《爱神维纳斯》，布面油画，163×92cm，1848年

德拉克洛瓦《埃塞俄比亚的公主》，布面油画，32.5×24.8cm，1852年

在德拉克洛瓦的创作后期，笔触带有愈加强烈的音乐性，色彩仿佛音符一般独立而连续。在画面颤动的色彩中，形体近乎融化。而这一创作风格在稍后的印象主义时期被广泛承袭。

德拉克洛瓦《捕狮》， 布面油画，86×115cm，1854年

马蒂斯：色彩的和声

我不能奴隶般地抄袭自然，我必须解释自然，使它服从绘画的精神。我在所有色调中找到了它们的关系，这种关系必然会造成某种色彩的生动和声，就像一件音乐作品的和声那样。

——马蒂斯

马蒂斯《静物水果》，1896年

印象派从光的角度解放了色彩，色彩开始独立地表达绘画的情绪。但从某种层面上说，写实的传统仍在延续，色彩的音乐性仍未得到完全发挥。稍后的塞尚、高更与梵·高进一步将色彩的情感表现力放大；直至马蒂斯，绘画与音乐在表现性上的呼应达到了某种高峰。

马蒂斯《美丽的岩石》(Rochers a Belle Île)，1896年

马蒂斯《美丽的岩石》(Belle Île En Mer)，1897年

如果说色彩在古典时期主要是一种描绘手段，那么在马蒂斯的绘画中，色彩就已经独立成为画面的灵魂。色彩构造、驱动着画面，绘画的客观性被削弱，斑斓的色彩成为主观情绪的窗口。绘画在非物质性上向着音乐靠拢。

马蒂斯《科西嘉岛的风景》，1898年

马蒂斯在创作时经常使用的色彩不超过12种，而且都保持着亮丽的纯色，就像音乐家用有限的音符构成乐章。他意图用有限的色彩，通过对比和互补，构造出具有音乐感染力的画面。

马蒂斯《信仰的模特》，1901年

马蒂斯《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》，布面油画，40.5×32.5cm，1905年

后人对作品《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》中的绿色条纹颇有讨论，但无论从何种意义出发，色彩在此处成为主要的抽象语言，承载着画者想要传达的主旨。绘画不再是摹仿自然的绘画，而成为纯粹色彩的绘画，色彩的独立性得到了体现。

马蒂斯《音乐》，73.4×60.8cm，1907年

在直接与音乐相关的一组绘画里，马蒂斯采用了某种原始主义风格，在大胆而纯净的色块中透过色彩与音乐母题的结合，表现出对于生命起源与原始冲动的哲思。

马蒂斯《音乐》，布面油画，260×389cm，1910年

毕加索：形式的数理

音乐对于人的快乐在于，人可以在未察觉的情况下进行计算。

——莱布尼茨

音乐给予绘画的启迪除去关于色彩的表现力，还体现在对于绘画结构性与数理性的认知，并由此开启了以抽象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之路。

修拉《大碗岛的星期天》，布面油画，207.5×308cm，1884-1886年

与同一时期注重色彩表现力的艺术家不同，修拉更关注于色彩的结构性。他将色彩凝缩成并列的色点，运用色彩的音阶，像作曲家测算节奏与节拍一般，对色彩进行着细微的调配与组合。这也开启了音乐与绘画关系的另一支脉，即关于绘画的结构性与数理性，这在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。

巴勃罗·毕加索《女性的乳房》，布面油画，1907年

面对色彩的诱惑，毕加索表现得相当节制，他试图在探索绘画表达的另一条路径，即破坏绘画在二维空间内所营造的关于三维空间的错觉，使绘画向平面化发展。

巴勃罗·毕加索《静物与杯子》，1909年

从色彩到形式，毕加索不再满足于纯粹色彩情感的表达，而希望通过对结构形式的理性分析实现绘画的突破。于是，在其绘画中，视觉上所呈现的画面似乎已不那么重要，核心让位于形式分析的过程。绘画的意义属性进一步强化，仿佛转瞬即逝的音乐，观者在画面中能够捕捉的，似乎也只留下画者审视形式那一刻的思考。

巴勃罗·毕加索《椅子上穿衬衫的女性》，1913年

康定斯基：绘画与音乐的通感

他(一个画家)自然地要将音乐的方法用于自己的艺术。结果便产生了绘画的韵律、数学的与抽象的结构、色彩的复调，赋予色彩以运动的现代愿望。

——康定斯基《论艺术的精神》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圣劳德公园与骑士》，布面油画，1906年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构造 VII》，布面油画，200×300cm，1913年

色彩的表现与形式的结构在康定斯基处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谐的统一，绘画的音乐性流淌在斑斓的色彩与抽象的形式间。康定斯基自述有绘画与音乐的通觉，大约在他的作品里，每一处色彩与形式的组合便是一段可以奏响的旋律，每一处笔触的跹跃便是乐曲流动时的停顿与呼吸。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小世界 IV》，33.7×28.9cm，1922年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构造 VIII》，布面油画，140×201cm，1923年

相比于早年的绚烂，在康定斯基后期的作品里，形式趋于精练，色彩趋于简素，仿佛辉煌的高潮渐变为抒情的行进，有时也生发出谐谑的童趣。

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玫瑰的组合》(Compensation rose)，布面油画，96×106cm，1933年

​瓦西里·康定斯基《构成》，布面油画，20.5×27cm，1944年

至此，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节点上，绘画经由音乐的启迪，挣脱了摹仿自然的桎梏，发掘到更多的艺术可能。而绘画作为视觉的审美，音乐作为听觉的审美，两者关于感官的差异也在稍后兴起的电影体裁里得到了突破与发展。

大约绘画与音乐的根本关联，便在于其共同追求着调动人所有的感官，来尽可能地感知、定义、创造美的可能。